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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为什么鄙夷韩国人

发布时间:2018-07-26 10:17

老舍作品中的文化反思——市民的世界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人。他生于北京城一个贫苦家庭,在大杂院度过了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他的父亲舒庆寿是一个皇城的护军,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时去世了。老舍的上面有四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但长成人的只有老舍的大姐,二姐,三姐和三哥。他从小是靠他母亲和姐姐们给人洗衣,缝补衣服才勉强度日。据老舍后来自己回忆说:“苦的时候是一把盐,一点菜和粮食掺在酸豆汁汤里,熬成稀糊糊,一天三顿,就算是饭了的过生活。”在四十岁时,老舍写过一个自传,其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少年和童年的:“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因此他从小就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喜爱流传市井巷里的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他的好友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罗常培教授回忆当时的情景:“老舍打小爱听小茶馆听听书,上天桥看个‘噌儿戏’,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街头艺人屁股后跑熟北京的大大小小的茶馆。”将“北京松人”的那套处世哲学有了经一步的了解:“什么见人下菜碟,见了松人拢不住火,有便宜不沾王八蛋,树叶掉下砸别人脑袋……。北京人爱起哄,爱瞧热闹,那儿有个吵架拌嘴的事,就会有一帮敲锣边的。过路人必然有伸脖子瞪眼上来掺合的。”北京人豪爽的一面,也尽收眼底。在赌场、地摊鸽子市、鸟市、酒馆、茶座,不难听见这样的话:“谁把谁坑,那就得说人家有能耐,谁被谁坑了,谁自认是傻蛋。”这条公理咋听“恶得厉害”,事后也有道理,那年月赌场无父子,买卖无兄弟,见钱眼开,六亲不认,哥们儿之间两肋插筷子……。所有这种阅历多有利于日后他的创作的平民化与京味风格的形成。
光绪三十一年,八岁的老舍进入西直门大街路北的市立高井胡同第儿两等小学堂读书,不久转入南草厂胡同的市立第十四小学堂。后来老舍考上端王府夹道的北京师范学校,读了四年书。毕业后以其名列前茅的成绩。品学兼优的秉性,加之恩师的推荐,十七岁就做了东城交道口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跨出令所有同辈侧目的一步。四年后,他被派到江浙一带考察教育。这一年,正是“五四”运动蓬勃兴起的一九一九年。南方之行,使得舒庆春的眼界大开,满目疮痍的祖国河山,生活困苦的下层百姓,又使他更多了一份对苦难祖国的忧患意识。一九二六年,舒庆春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了一位中文讲师。在英国期间完成了《老张的哲学》,并由国内的郑振铎发表于《小说月报》,正式署名老舍。一九二九年六月到法国巴黎,写下《二马》和《赵子曰》。不久又从法国到新加坡,在此期间写下《小坡的日记》。到三十年代中期,老舍的创作进入鼎盛时期,《猫城记》( 1932 年)、《离婚》( 1932 年)、《牛天赐传》( 1936 年),其中最出色的《骆驼祥子》( 1936 年)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除了这些长篇小说外,他还创作《月牙儿》等中篇小说和《断魂枪》、《柳家大院》、《微神》等短篇小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了以后,老舍任总务部主任,积极投身抗敌文艺工作。四十年代最主要的长篇是《四世同堂》。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最成功的作品有话剧《茶馆》( 1957 年)和小说《正红旗下》
( 1961 - 1962 年,但遗憾未完成。)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受到残酷迫害,于八月二十四日投平湖自杀。他的一生共写一千篇(部)作品,约七八十万字。
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的是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的问题格外的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达到的。他是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和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家。老舍的作品注重文化,铺写世态,是那么真实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现形式又适应并提高市民阶级的欣赏趣味,所以能为现代文学赢得知识分子之外的众多读者。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的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另外 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更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俗。他远离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腔”,,他的作品“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是独具一格 的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他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追求中已经取得重要的突破。
(一)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思潮对老舍市民世界的反思的影响。
一九一七年初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一个鲜明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这一切必然会影响与之共同成长的一代甚至几代作家文学创作,并将时代的烙印深深烙在这个时代的作家的身上。但是老舍的作品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有明显的差异,即他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作为“诚”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文化”蜕变。看重的是“文化”对于韧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国民性的探讨是独特的,格外注重现代文明探索的病源,那是更发人深思的。
1. 首先,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对老舍的影响是深远的。据老舍后来自己说:“反帝、反封建这两种认识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虽然我写得并不深刻,可是没有‘五四运动’给了这点基本东西,我便什么也写不出来。这点基本的东西迫使我非写不可!这就是我的灵感,一个献身文艺写作的灵感。”我们可以由此看出他的文学创作和作品的文化反思、国民性的探讨是直接植根于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的。
2.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启蒙运动 , 鲜明的提出思想上的“人权、平等、自由的,”文学上的“人的文学”这些都能够唤醒青年和文学作者,于是他们纷纷选择运用西方各种文学样式和创作手法,以倾吐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愿望,表现“五四”时代叛逆、自由、创造的精神。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老舍更多则是以市民世界中活跃着的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理想派市民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各式人物、人物的性格构成来阐释某种文化内涵,老舍写“人”的关节点是写“文化”。
其中写得最好是老派市民形象,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是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有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对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度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并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践他对北京文化以至穿通文化中的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在他于英国完成的长篇《二马》中的老马就是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是人物,他的生活信条就是得过且过,这样一个脚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 Q ,因为他们都是落后国民灵魂的勾画。
另外老舍非常注重市民生活方式所体现的人生观及其文化根底的展示老派市民形象。《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四,《四世同堂》的祁老人、祁天佑,《离婚》中的张大哥就是这样一类人物。以张大哥为例的话,这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变。“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人和反对离婚,”而他的一生“事业”正是要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基于这点人生哲学,体现了传统封闭、自足的一面;同时辛辣的揭示传统的民族生存方式的危机。这位张大哥也正是这类老派市民在“乡土”中国往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过程中受到巨大冲击“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欲顺应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剧。《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当日本人达到北京市,他只是认为是准备些粮食和咸菜,堵上家门就万事大吉的一个主。将人严格分了尊卑贵贱,忠实而真诚按祖宗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作家在批判祁老爷子保守苟安的生活哲学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时代环境的变化,当起老人发现自己的一套行不通,被逼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也终于勇敢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祁老人的孙子祁瑞宣大致属于老派市民系列,不过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在他的身上集中了更加深刻尖锐的矛盾。他受过现代的教育,有爱国心,有某些现代意识,但他毕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大家族的长孙,他身上体现了衰老的北京文化在现代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与困扰。在民族危难的时刻,祁瑞宣虽然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然而小说所着重表现他性格矛盾和无穷的精神苦恼,其中显然也表现传统文化负面影响。小说正是通过祁老人,祁瑞宣思想性格的刻画,生壳的反映了北京市民及整个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
与同时代作家不同的是,在批判传统文明的同时,对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持非常谨慎以至排拒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对“新派市民”形象的漫画式描写上。在《离婚》、《牛天赐传》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现了那种一味追逐“新”,寻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丧失人格的堕落人物,其中既有蓝小山、丁约翰之类的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娣等一类胡同纨绔子弟。老舍在写此类脚色就使用的几乎刻薄的手法,不忘记给他们描写可笑的漫画式肖像。《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这种德行“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广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院的广告。”总之是一种新潮而浅薄的脚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类“洋派青年”,不过更令人恶心的时期“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老舍笔下的这些脚色因嘲讽的意味太浓,刻画的并不算深入,有类型化的倾向。较之老派市民那种批判又同情,而给新派画粗俗的漫画时鄙夷不肖之情则溢于言表。这里就包含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的反思。而且常常把批判传统文明的失落和新潮的愤激之情交织在一起,贯穿在老舍的小说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表现底层市民命运的作品中也贯穿着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中篇小说《月牙儿》是些母女两代烟花女子的故事。小说展示了母亲从生活中得来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这一代原始残酷性的生活经验,与女儿从“新潮”中接受的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等新观念之间的矛盾。但耐人寻味的是在老舍的笔下,矛盾的解决方式,不是母亲的生活真理向女儿的新思潮靠拢,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是老舍对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潮作出了自己的独立判断。老舍在《骆驼祥子》里也说过类似的话:“爱与不爱,穷人的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老舍全部作品的描写中,这种批判就或多或少的为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而将封建宗法社会东方文明美化的民粹的倾向。这种民粹主义的思潮在中国这样的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占优势的文明古国,是有着特别深厚的土壤的。较同时代的,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影响下的作家中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价值。
老舍笔下的正派的或理想的市民形象,也是那个时代所呼之欲出的一类的形象。因而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变异与分裂的图景时,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况且老舍的创作很注重社会的教化功能,他写理想的市民是为探索文化转型的出路,使作品更有思想和启蒙意义。不过老舍常常带着比较传统的道德观去构思他的理想市民的性格。无论是《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赵景纯,还使《二马》里的李子荣,《离婚》中的丁二爷,都是侠客兼实干家,这自然反映中国传统小市民的理想的。以“理想市民”的侠义行动为善良的平头百姓除奸,从而获得“大团圆”的戏剧结局。这也造成其小说这类人物的平庸的一面。但随生活的发展,老舍的创作的深化,特别是抗日时期特殊外部环境,他所写的《四世同堂》中,这类理想人物开始从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潜在的力量的挖掘中,去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成功的塑造了天佑太太、韵梅这两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的形象在民族危难一旦降临,他们挺身而出,坚毅沉着而又忘我地成为独立支撑的大柱。看到四面墙的院子外面的世界,把无私的关怀与爱由家庭扩展到整个国家和民族。还有诗人钱默吟也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市民形象。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人物的出现,标志着老舍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与同时代的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关于城市文明并与人性关系的比较。老舍和沈从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两位很具代表性作家。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共同关注城市文明病和人性关系的阐述者的角度,二者具有很好的可比性,从而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老舍作品中文化反思与众不同之处。
从所描写的作品中的人物而言。老舍笔下有一种属于城市地层的贫民的形象,这里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小崔、老巡警、拳师沙子龙、剃头匠孙七、妓女小福子、老人方宝庆和小文夫妇等等。这个形象系列集体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深刻的精神联系。而以表现湘西人民特异“生命形式”小说成名的作家沈从文的笔下这是他故乡的农民、兵士、终生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下等娼妓、以及童养媳、小店伙计等等,都一律怀有不可言说的同情和关注。
以老舍的《骆驼祥子》来说,主要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到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打击。”祥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劳动者的“善良愿望”的毁灭,是有社会原因的,是二三十年代那个动荡的社会为背景,是的祥子的悲剧有了社会批判的内涵。同时也揭示了祥子自身的固有的缺陷。他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赚钱“不得哥们”。这一切决定了他的孤独、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
而沈从文笔下的《柏子》以写妓女和水手蛮强的性爱闻名,从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哀婉的艺术效果。叫水手的柏子每月一次花尽用性命换来的金钱去与相好的妓女相会,他觉得是满足,像条随时可以掀翻的船在无所顾忌的前行而不知不觉,便是有一天受到严重的挫折有所悟了,还是脱离不掉生命的“自在状态”。
对比《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和沈从文笔下的《柏子》中的柏子,我们可以发现:祥子似乎注定被腐败的环境锁住而不得不堕落,他想向命运搏斗而终向命运屈服,他的一切幻想和努力都成泡影,恶劣的社会毁灭了一个人的全部人性最终原因。而柏子这是对一种肯定人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反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倒退,反对生命的被戕害,将雄壮和柔顺集于一身的人性的讴歌。从而我们更能理解老舍笔下的人物,在城市文明病、人性关系中深深的忧虑。这是三十年代,象《骆驼祥子》这样批判现实同时又试图探索现代文明病源的作品,是独树一帜的。
(三)从老舍作品的“京味”与“幽默”中可以看到对文化反思的痕迹。在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地地道道的“京味”和独有的“幽默”,这个问题初看起似乎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但艘线必须明白的是,情感把握与形式创造的关系:在文文学创造中,情感是推动认识的动力,认识是情感形式的依凭。从内容出发去选者与创造形式,但发挥形式对艺术表现的能动作用,也就是说,当内容确定以后,需要用适合的形式去表达它。形式的完美创造能够使内容得到深化和升华,或者说形式具有帮助内容生成的作用。正因为这个理论依据,可以说老舍作品的“京味”和“幽默”这个表达形式更加有利、有助于他的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反思的作用。
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是雍熔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事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风俗画卷,画卷中洋溢着北京味儿,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正是由于这“京味”作为小说的风格氛围,又体现了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是,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从而达到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北京文化”的精魄渗透于老舍的人物刻画,使得其作品呈现出“连走卒小贩全有风度”
老舍作品追求“幽默”,也同样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更内蕴的“京味”。老舍的幽默具有两重性:当过分迎合小市民趣味时,就流入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这主要表现在老舍的早期创作中。但是从《离婚》开始,老舍得之于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健康的发展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领略喜剧的意味,谐而不虐,是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从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思想底蕴,是幽默成为有温情的自我批判,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节制和分寸感。产生喜剧和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这种结合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中市民世界的表现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做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又粗俗,精制而不雕琢,在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的气息。
总之,老舍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甚至对“五四”运动也采取旁观的态度,还与二三十年代时代主流保持一些距离,在创作上也表现出不苟时尚的自足心态但丝毫不影响他是一位真正试图在文学创造中超越一般感时忧国的范畴,取用文学手段探索现代文明的病原,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伟大作家。在他的笔下许许多多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势必列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人物形象走廊之中,老舍也将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他被认为是标志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和个性化追求中取得重要突破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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